1978
嚴純華,1961年出生于上海,北京大學博士,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現任蘭州大學校長(副部長級)。
我愿做蘭大發展的催化劑
我愿做蘭大發展的催化劑
中國教育在線總編輯陳志文專訪蘭州大學校長嚴純華
陳志文
中國教育在線總編輯
專訪
嚴純華
蘭州大學校長

嚴純華,他是化學界的大腕,也是稀土泰斗徐光憲的弟子。他長期從事中國稀土分離理論、應用及稀土功能材料研究,實現了高純度稀土的大規模工業生產。他從北大講師到中科院院士,從南開大學副校長到蘭州大學校長,是學生眼里學養深厚、溫文爾雅的好老師。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高等教育的進步是巨大的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高等教育的進步是巨大的
陳志文:
大家常用一個形容詞——波瀾壯闊,來描述改革開放這四十年。您對這四十年,有什么樣的感受?
嚴純華:
波瀾壯闊往往比喻聲勢雄壯或規模宏大,而作為我個人來講,身臨其境感受到的是國家從過去到現在變得豐富多彩了。從過去的文化到現在的文化,從過去的物質生活到現在物質生活,變化非常大。實際上,我們這一代人是最幸運的,人生的豐富程度是絕無僅有的。
陳志文:
改革開放四十年,您幾乎都在高校,您感受到的最大變化是什么?
嚴純華:
我覺得變化最大的,是過去在夢里才會出現的一些儀器設備,現在就在手邊。我記得當年北大化學系花了40萬美元買了一臺光電子能譜儀,可能是當時全校最貴的儀器,對當時的我們而言,價格幾乎是一個天文數字。我們做實驗時都極度小心翼翼,生怕用壞了它,現在的學生是無法感受到我們當時的心情的。對于高校科研人員來講,這是一個巨大變化。
另外,改革開放初期,大家對國家命運以及國家發展是十分關切的。這種關切不是對政治的熱衷,而是對國家發展的擔憂。我們小時候受的教育是中國人從來沒怕過誰,我們活在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美帝和蘇修向我們扔一顆“原子彈”,我們回扔十顆。但到了大學以后,國門打開,我們發現同學家長從國外帶回來的一個筆記本、甚至一張白紙都比國產的好,還有小電器、計算器、圓珠筆等等。我們發現國家可能真的落后了。當時,大家對國家的擔憂、對發展的急迫和對政治的關心,跟現代人的心態不一樣。
陳志文:
您怎么評價中國高等教育40年來的發展?
嚴純華:
總體來說,我覺得中國高等教育的進步是巨大的。1977年恢復高考,經過40年發展,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從2.7%提升到45.7%,這個改變了千萬人命運的變革,正帶著我們從教育大國向教育強國的新時代邁進。當然也有遺憾,比如過去學生與學生之間的友誼非常淳樸,學生與老師之間的關系比現在更密切,學生對學習的自覺更多的是對知識的渴望,沒有現在這么多功利色彩。
憶往昔,恍若昨日,難忘北大人入骨的那份驕傲與謙遜
憶往昔,恍若昨日難忘北大人入骨的那份驕傲與謙遜
陳志文:
您還能回想起1978年進北大的情景嗎?
嚴純華:
當然,歷歷在目。當年我在上海高考完以后,父母擔心我在城市里學壞,就讓我回了江蘇老家。
我高考后的心態是很輕松的,對自己很自信,也不關心自己考到哪兒了。一方面那時的高考不是獨木橋,考不上還可以去工廠工作;另一方面,我在高考之前參加了一系列競賽,對學習有把握。有親戚朋友問,你怎么不關心一下自己考得到底怎么樣。我說,不用關心,假如全上海只招5個大學生,那可能沒有我,若招50個大學生,我肯定是其中一個。等到高考發榜時,我還在農村玩,后來家里發電報說被北京大學錄取了,我才回家。
十月初,我從上海坐火車到北京,下火車時穿了三件毛衣。除了擔心北方冷,實際上我還有點顯擺的意思,當時能夠穿上三件毛衣,是一種富裕生活的象征,那時候中國最好的毛衣服飾都在上海。
陳志文:
您對北大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嚴純華:
第一件印象深的事情,是對北大學生的小誤解。我入學以后覺得同學們的聽力都有問題。為什么呢?因為在上海,一般只有聽力存在障礙的人才會戴耳機,但到了北大以后,除了新生個個都戴著耳機,后來我才知道大家都在學外語。
第二件印象深的事情,是那時候學生們找書讀,學習是自覺的、本能的,甚至是貪婪的。我入學的時候,1976級的工農兵大學生還在校,1975級延遲畢業,他們絕大部分人年齡都挺大,我很明顯地感受到了他們對學習的渴望。那種渴望無法用語言來形容,簡直就是一寸光陰一寸金、如饑似渴的珍惜。
過去在北大,小說、報紙或者朦朧詩等等都是復印完了以后放在老圖書館樓道櫥窗里一頁一頁散開展示,來看的人很多,人頭攢動,后面的擠不上前。我們班有個同學開玩笑說,嘴里多嚼點蒜,站在人后面哈幾口氣,前面的人覺得異味太大就散開了。
小的時候很多書不讓讀,所以很多1977、1978級的同學都是在高考之后讀的經典文學。那時候圖書館里是一個宿舍一個位子,各班各宿舍輪著進閱覽室;如果能夠讀到最新的雜志、最新的書,能夠讀到不多的幾本專業經典,那都是吹牛的資本。我記得第一次進書庫是去勞動,就是暑期勤工儉學,現在都能回想起那種陳年舊書的書香。
第三件印象深刻的事情,是北大學生的口味。食堂最難吃和最好吃的伙食,我到現在都記憶猶新。到了冬天,食堂沒別的菜,除了醋溜白菜就是五分錢的辣蘿卜條。平日里最好吃的就是茄子,加了西紅柿,還油汪汪的。逢年過節學校會發加餐票,很多老師會提前下課,如果到點了還不下課,學生們就故意把碗哐哐哐地“掉”到地上。
最后印象比較深的就是大家對未來工作的想法,當時幾乎沒有別的職業發展規劃,我們都想當科學家。
陳志文:
我覺得大學對一個人的影響是很大的,北大給您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嚴純華:
第一個影響是,當年到北大,我覺得自己找不著北了。我內心里頭實際上有一份驕傲,后來我跟孩子說過,中小學時期100分的卷子,你爹考99分都覺得是失敗。但到了北大以后發現,我根本沒有任何驕傲的資本,身邊到處都是神人,每一位同學都天賦異稟。談詩詞歌賦,可能比不過上鋪;談運動藝術,可能比不過隔壁床;談學習,那可能要輸給大多數人。這讓我過去曾經有的那份驕傲蕩然無存。
陳志文:
我總覺得,北大人骨子里其實有一份驕傲。但那是作為一名北大人的驕傲,而不再是一個人的驕傲了。
嚴純華:
是的,個人的驕傲被現實打破時,慢慢地就回到了本真的我。
第二個影響是,當時在北大,我想學什么都能找到老師,想討論任何問題都能找到伙伴,想要做任何有意思的事情都會有同學跟你一起。我覺得,這是北大人值得自豪的地方。
陳志文:
千姿百態的北大。
嚴純華:
北大那時就像是一個黑洞,被吸進去以后,就唯有埋頭趕路、潛心讀書、努力工作。
第三個影響是,北大有一批內心桀驁不馴、狂妄自大的老師和學生,但平時在他們身上體現出來的,往往是北大人的那種謙遜。北大的老先生們,平時看著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甚至病病歪歪念書的老頭,只有在談天說地、談論科學時才會流露出那份自豪和昂揚,仿佛整個人進入了另外一種狀態,眼睛亮了、神色豐富了,連語速都會發生變化。
驕傲和謙遜在北大的老先生們身上是并存的,只是在不同的時間、面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現。當面對驕傲的人時,他們往往更驕傲。而當他們要教學生時,往往都非常地謙遜,試圖用孩子接受的方式,從學生的角度來切入問題。
老先生們的這份驕傲與謙遜,又是跟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密切相關的,包括他們學科領域的跳躍、研究方向的轉移和變化等等。國家缺少什么,就學什么、做什么,而且很快就能上手,并且還能做到最前沿。這也是得益于他們厚實的基礎,在哪個地方撅一鋤頭都能出現金子。
還有一個影響,就是北大學校里頭的那份浪漫,是一種讓你莫名其妙就會感受到的浪漫。水房歌手這些在北大都不算浪漫。北大的浪漫在于對文學、藝術、哲學的追求。在樓道里,或者是其它什么地方,經常會有幾個人在對臺詞,在朗誦詩詞或者小說片段,在模仿上海電影制片廠的配音。
陳志文:
這是非常有意思的,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北京的知識青年特別崇尚詩歌藝術。北大更多的體現了北京的文化。
嚴純華:
那時候,如果男孩子沒有讀過一些歐洲的經典哲學著作、文學小說,連談戀愛都沒太多資本。大家特別尊崇的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的那種境界。
當老師是一輩子的事,挖掘前輩的寬厚仁義,教導晚輩要成熟懂事
當老師是一輩子的事挖掘前輩的寬厚仁義教導晚輩要成熟懂事
陳志文:
徐光憲老先生教過您。對過去的老前輩、老先生,您怎么評價?他們與現在的老師有什么不同?
嚴純華:
差別還是挺大的,這是歷史造成的,也是學科發展規律造成的。
第一,兩者一寬一窄。前輩的寬是知識結構的寬,后人難以企及,前輩們的能力和聰穎也是晚輩敬仰的。但客觀地說,科學發展正如河流綿延,溯流而上就會發現源頭就是三江源,不分長江和黃河;而往下游發展,就會有很多支流。
第二,兩者一厚一薄。老前輩在自然科學和人文哲學方面都很有厚度,這也是歷史造成的。因為他們是讀四書五經出來的,又經歷了教會學校,所以學貫中西,中英文都很好。現在的老師與前輩們相比,就薄太多了,雖然我們都讀過經典,但是該讀書的時候,我們都在讀小人書。
我們這輩人還有很多不足的地方。現在我們要做的是,挖掘前人的寬厚仁義,回顧反思檢討自身的不足及功利。然后把這份認識和檢討,用不同的形式表達于課堂、表達于研究、表達于生活,讓我們的晚輩和學生能夠更快地懂事,而不是世故。
陳志文:
您是一名優秀的科學家,又曾歷任副校長、校長,角色轉換很大。您覺得從科學家到校長,最大的變化和挑戰是什么?
嚴純華:
我覺得,是從科研工作者到學校服務者的轉變,過去是做自己的事,現在是替大家做事。從副校長到校長,服務者的定位沒有改變,只是需要服務得更加藝術,因為校長不僅要服務師生,還要服務干部,服務面更大、服務方式不同了。
陳志文:
您有好多身份,嚴老師、嚴院士、嚴校長,您更喜歡哪個?
嚴純華:
當然是嚴老師了。院士70歲以后就退休了,這個榮譽只是對過去工作的一個評價或認可。校長任期也是有限的,很有可能再過幾年就卸任,我希望自己能成為蘭大發展的催化劑。但老師,是一輩子的事。
蘭大開始覺醒了,我愿意做蘭大發展的催化劑
蘭大開始覺醒了我愿意做蘭大發展的催化劑
陳志文:
您在北大、南開、蘭大都待過,您認為這三所學校各自有什么特點?
嚴純華:
北大人有閑云野鶴的散淡,對自由的追求是北大從骨子里頭流淌著的一種基因。南開既有北大式的浪漫,又有商業的印記或者說社會的印記。蘭大就很淳樸和敦厚。
陳志文:
您作為校長,怎么向別人介紹蘭大?
嚴純華:
蘭大人,不管是學生還是老師都特別的淳樸,你能夠透過他的眼簾看到他內心,真誠質樸。蘭大的研究工作,一方面我們會緊緊咬住數理化天地生文史哲政經法這些基礎學科研究的第一方陣,另一方面我們會結合區域的自然稟賦、歷史沉淀與獨特的地理位置,形成蘭大的特色研究。
陳志文:
蘭大在某種程度上,是唯一一所標志性的西部學校。之前有很多年,蘭大很少對外發聲,但是這兩年蘭大的聲音多了起來。您認為這種變化的原因是什么?
嚴純華:
第一,從國家層面來講,東部已經發育成熟,西部開始受到關注,西部雖然經濟體量比較小,但是不可或缺。所以,國家從政策上給了蘭大發展的條件。
第二,從自身層面來講,西部的人開始找回自我了,包括信心、特色、發展路徑等。這既是痛定思痛之后的覺醒,也是對自身認識的提高,更是用另外一種方式來表達自身所處環境的胸懷格局。
第三,從整個西部社會來講,過去人們總認為大學是地方的累贅,但現在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大學即便沒有產生直接的GDP和經濟效益,它對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的影響、引領和支撐作用都是非常顯著的。這是一個慢工夫,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是脈沖式的跳躍,大學是慢慢地、持續地溫潤這個社會。
綜上所述,蘭大發展的原因在于國家找回了我們,我們找到了自己,以及周邊的百姓和政府也關注了我們。
陳志文:
我是西安人,感受很明顯。我覺得這兩年來,西安很多學校和蘭州大學對比,蘭州大學發展更快。我覺得這是意識的變化,就像您剛才所講,學校不再一味地講可憐報委屈,而是找到自己的發展路徑。換句話說,老天爺幫你之前,你得先幫自己。
嚴純華:
是啊,這就是自助者天助之。不過我在蘭大工作,我覺得不僅僅是意識變化或者自覺,還是歷史的必然。
因為每當歷史經過了一段時間的躊躇彷徨甚至是回旋低落之后,就一定會反思、自覺地反思;所以從長周期來說,水總是往東、往低處流,也許在某一個瞬間它可能往南或往北走,但最后還是會往東走,往勢能低的地方走,這就是歷史的必然。
在這種發展歷程中,有的人醒得早了一點,有的人醒得晚了一點。聰明又醒得早的人會走得快一些;木訥但醒得早的人走得也不慢;條件不好醒得又晚的人會失去很多機會。
從蘭州大學來說,過去這些年失去了很多。但是世上從無后悔藥,所以我們只能在發展過程中反思學習。
陳志文:
您覺得這兩年來,蘭州大學改變或上升的地方有哪些?
嚴純華:
蘭大的第一個變化就是“干”,變實干了。我們在干中學、學中干、干中再來優化調整,如果坐而論道,就會完全失去發展的機會。
第二,蘭大變“親”了,老師親學校,學生親知識親道理,干部親師生,我相信蘭大一定是中國師生關系、同學關系最好的學校。從社會學的角度講,當一個社會群體處在資源短缺的狀態下,一定會產生人為制造的壁壘,保護自己的資源,而且還會產生強大的領地意識。過去的蘭大資源不豐富,晉升通道比較窄,所以人與人、組織與組織之間的壁壘更高。但是現在只要是對學校好的事情,大家都會產生高度共識。我們的思想和觀念已經轉換到了“三個主動”,即主動接受地方黨委和政府的領導,主動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主動融入國家重大戰略,以貢獻求支持,已經成為了政府的左膀右臂。我想這就是中國特色,也是中國大學的特點。
對于這第三個變化,我想用一個詞“醒了”,就是“想明白了”的意思。
陳志文:
其實很多大學包括知名院校都存在一定程度固步自封的問題。
嚴純華:
過去,我們往往不敢跟其它學校比,只敢跟自己比。這種現象我覺得也是逼出來的。就像剛才說的,當一個人不知道該如何超越自己、超越他人時,只能把內心的城墻壘高。只有最自信最強大的人沒有城墻。
陳志文:
蘭州大學下一步的發展愿景是什么?
嚴純華:
第一,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是一個長周期、大變量、大滯后的體系,從數理角度來講,就是一個非線性復雜體系。大學是需要長周期來建設和改變的。
有同行說,辦大學絕對不能像辦工業那樣,更不能像辦商業那樣,而要像辦農業那樣來辦。我深以為然。我們要先把土壤弄好,水渠修好,種子育好,然后把種子撒到地里,經過精心培育后,長豆長草無論長出來什么都好。但這是需要很長時間來完成的一件事情。辦大學是需要時間和耐心的。
我覺得對蘭大來說,往哪兒走是清楚的,因為按照中央的要求和蘭大自身發展的必然,我們要辦成一所有中國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學。按照“兩個百年”的進程,蘭大有自己的規劃、自己的愿景。
對蘭州大學來說,從發展規劃、發展路徑以及發展內生動力方面,我們能催化,卻不能改變它本來的化學反應和發展路徑。我愿意讓自己成為蘭州大學發展過程中的催化劑,改變它在某一段時間的發展速率,使得蘭州大學的發展路徑更加清晰、目標更加明確,并以此為戰術基礎,把每步棋下得恰到好處。
第二,對大學來說,不能用“口氣比力氣大”的形式來發展。我特別怕因為外界對蘭州大學的關注,推著它快步走。我愿意蘭大發展快,但是更希望它走得穩。大學的發展不像百米沖刺,一口氣過去就到終點了;也不像馬拉松,每天還能練習。
近幾年,中央定的政策是穩中求進,我始終在琢磨“穩中求進”在教育中怎么體現,我覺得這對教育太重要了。我們不能一口氣吃個大胖子,這樣可能出現糖尿病、脂肪肝等一系列的問題。從私心上來講,我有任期,希望蘭大盡快發展壯大,但是我也時刻提醒自己,要穩而再穩;因為太快就一定會趔趄,一定會腳發軟,即便腳不發軟,到了交棒節點還是要停下來大喘氣。
可喜的是,在學校全體師生的共同努力下,蘭州大學近幾年的發展不斷呈現出新的面貌。我們搶抓機遇、順勢而為、乘勢而上,“主動接受地方黨委政府領導、主動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主動融入國家發展戰略”的“三個主動”工作思路深入人心;新一輪部省市共建工作全面啟動;校區功能定位規劃完成優化調整,榆中生態創新城建設上升為省市發展戰略;“近者悅、遠者來”的人才工作氛圍初步形成;“興文、厚理、拓工、精農、強醫”的學科建設布局漸次鋪開;深度參與子午工程研究、引力波研究、第二次青藏科考等重大活動,祁連山研究院、泛第三極生態環境和氣候變化前沿科學中心、鄉村振興研究院等一批新型創新平臺和交叉研究機構應運而生;校友工作全面提速,運行機制日趨規范,校友對母校的認同感、凝聚力顯著提升,社會基金捐贈額度不斷刷新紀錄;校園文化景觀全方位提升,師生工作、學習、生活條件加快改善。
可以說,蘭州大學的師生們現在心齊、氣順、勁足,想事、謀事、干事的事業發展氛圍非常濃厚。
陳志文:
您更想給蘭大奠定一個長遠發展的基礎,就像農民種地一樣。
嚴純華:
我可能是在北大和國內外看得多了,覺得自己太渺小,所以我從不把自己當成引領、舵手。我在蘭州大學做的,就是參與其中,起到助燃催化劑的作用,哪個爐灶欠點火了就放塊木頭進去,或者在某個地方把火點起來。
您剛才問我希望蘭州大學走到哪里。我想,我要像教育自己的孩子一樣,別人能做到的,你也一定能做到,別人做不到的,你有自己的長處。我希望蘭州大學在某些地方,學習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以及其它大學一百年不動搖。此外,我還有點“野心”,希望蘭大的特色學科和專業應該努力比肩北大清華的一流學科,比如說沙漠研究、青藏高原研究、敦煌問題研究、西北少數民族研究、核科學與技術研究等等。
陳志文:
“雙一流”強調的是特色,蘭州大學肯定要與其它學校有所區別,那蘭州大學的特色或者重點是什么?
嚴純華:
這也是我內心里的不甘和不服。蘭大所處位置的自然稟賦和區域特色都是蘭大的長處,也是蘭大應該著力的,比如說剛剛提到的一些研究。
如果從區域社會發展的角度來講,東部地區快速發展,快到了自己都來不及琢磨,很多的變化被主反應掩蓋掉了。我們處于一個相對穩當、相對慢的發展過程中,可以觀察到很多規律以及有趣的現象。舉個例子,東部地區發展,走的是先開放,以體力換市場、換技術的路子,慢慢地走向自主創新;在這個過程中,東部地區沒有經歷特別的陣痛。東部地區就像一塊肥沃的土地,不需要怎么關心,苗就自己長起來了。
西部地區就像比較貧瘠的土地,埋下一顆種子,需要很細致的工作才能長出苗兒來。當人們開始關注這個問題時,就會留心并把西部地區的發展規劃做得更加精透,因此也能看到東部地區看不到的風景。我們在成長過程中學到的這些東西不僅可以育己,還可以教育別人。
陳志文:
學校在“一帶一路”上有哪些考慮?
嚴純華:
甘肅從東到西一千六百多公里,是“一帶一路”特別是“絲綢之路”上的黃金段,蘭州又是一個重要的節點城市,是東西域文化的交匯界面。對蘭州大學來說,地域上的便利以及文化、氣候、地理上的關聯,使得很多研究領域,如歷史文化、地球大氣環境的演變和演化、自然生態環境保護與恢復等等,都與“一帶一路”聯系了起來,這是蘭州大學的特色與優勢。
近年來,我們牽頭搭建了一個包括五大洲27個國家173所大學在內的“一帶一路”高校聯盟,組建了“一帶一路”研究中心這樣一批新型智庫,成立了祁連山研究院等一系列交叉研究平臺,未來將圍繞服務“一帶一路”倡議,進一步推動蘭州大學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高校和科研機構的深度交流融合,優化科技創新布局,提升人才培養質量。
去“四唯”之后,高校該采用什么樣的人才評價體系?
去“四唯”之后高校該采用什么樣的人才評價體系?
陳志文:
人才評價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體系,現在高校強調去“四唯”,對此您怎么評價?
嚴純華:
說到“四唯”,這個問題我也考慮過,但一直沒有想出好的表達方式。現在大家都在反對“四唯”,但從高校來講,雖然“四唯”意味著指標比較單一,但它也是指標。
我覺得,第一,要把“唯”字讀透;第二,對不同的專業、不同的學科、不同類型的研究要分門別類。如果用爬樹的本領來考核貓和魚,那肯定是貓強,但如果用游泳的本領來考核,那一定是魚強。舉個例子,純粹的基礎研究無保密性,誰先看到現象,誰先破解現象,誰就搶占了山頭高地,那只能通過論文加以表述。對基礎研究領域的評價,不談論文談什么?只是不同的基礎研究領域和方向,不要簡單地用雜志“影響因子”來評價論文的影響。
但是,大學如果只用一個計量和評價方法,肯定不對,人才評價是個復雜的體系。現在的問題是去掉“四唯”后,采用什么評價體系?如果唯能力,又要用什么標準來衡量?這給每個學校和研究機構留了一道巨大的“家庭作業”。所以,還是要建立各自領域、學科專業、特色研究的標準;在這個標準中,最重要的就是通過科研這一過程達到立德樹人的目的。
蘭大從去年開始,把人才評價作為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我們要建立起自己的評價體系。這套體系是學校給原則,學院給細則,學科和專業給特色,這樣就能從不同層面全方位的來評價人才。
陳志文:
您之前在評選院士時經歷了比較長的時間,這中間遇到過哪些困難?
嚴純華:
我從教授、長江學者到院士經歷的時間較長,但這也是我收益最大的地方,這個收益不是指我經歷了多少磨難,而是收獲了對自己的認知和歷練,讓我真正的降火去燥,以平常心對待這件事情。
我以前對自己的規劃是40到45歲當副教授,50到55歲當教授,但是因為當時國家有10-15年因文革造成的隊伍斷層,所以我30歲剛出頭被破格晉升。這么算起來的話,本來45歲才能當副教授,那可能30歲就當上了,這并不是因為人聰明,而是因為補了一代人的空缺。
當我想清楚這些的時候,我感到的是一種責任而不是得意,更沒有怨言。我這樣超乎尋常的晉升速度,最開始讓我很快樂,因為男人總是不愿意在競爭中輸,后來我慢慢地意識到,我的破格晉升不完全是因為杰出,而是因為國家需要,所以就有一份責任感了。回顧歷史,我們就會發現,是歷史把我們推到了潮頭上。
我最大且最得意的成就,是在中國稀土分離領域留下了一筆
我最大且最得意的成就是在中國稀土分離領域留下了一筆
陳志文:
蘭州大學的強項是化學,您在北大學的也是化學。從您的角度上來講,蘭大和北大的化學有哪些不同點?
嚴純華:
蘭大的化學特色鮮明,北大的化學基礎雄厚。蘭大在有機化學特別是在天然產物有機化學方面是國內的一面旗幟,但是有短板。北大化學的基礎雄厚,各學科沒有明顯短板。
陳志文:
“雙一流”學科里,化學學科占比很大,對此您怎么看?
嚴純華:
我覺得這是學科發展一個階段性的情況。對于化學學科來說,上游是哲學、數學、物理,下游是生命、材料及其它應用型學科,所以它在所有學科中的位置是承上啟下的。無論是生命還是物質都離不開分子,而化學本身就是在分子層面工作,進可攻退可守、回旋游刃有余。
陳志文:
您是做稀土研究的,能否簡單通俗地說一下您的研究成果?
嚴純華:
稀土是由十七個元素組成的一個家族,相當于家里頭有十七個孩子,這十七個孩子是孿生的,長的特別像,但個性上又有點不一樣。我做的第一個事情,就是把這十七個孩子分出來,從老大一直到老十七給排好隊,我的科學生涯的第一步就是稀土分離。
第二個工作就是,把這十七個孩子分出來以后,得讓他們干活,孩子們個性上有點不同,何時用相同的性能,何時用不同的性能,這就是材料應用。不過我只做跟稀土關鍵性質密切相關的材料,也就是稀土性質起決定性作用的材料,如與稀土的光、磁、電、聲、熱相關的一些特殊材料。
陳志文:
您認為自己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嚴純華:
我最大而且最得意的成就,就是我在中國的稀土分離技術發展中留下了一筆。
陳志文:
您學習好的原因是什么?總書記曾強調家教家風對學生教育的重要性,我認為家庭教育是培養優秀學生的關鍵因素,您怎么看?
嚴純華:
我的父母是普通的工人和工人干部,家教確實是我學習努力、工作勤奮的一個原因,但更多還是因為老師提點、社會進步。在我們讀書的年代,大家都讀書少,讀的書也比較簡單,只要用心就能取得一個好成績。不過當時讀書成績并不是唯一的評判標準,會做家務也是值得炫耀的事。
事實上,我認為學習成績只是一個人一輩子中很小的一件事情,因為很多知識不是從書本上讀來的,而是通過社會實踐了解的。現在很多人過度看重學習成績,把它跟家庭家學淵源掛鉤,但我認為父母對孩子身心健康的關注更重要。好的父母能幫助孩子樹立正確的三觀,比如說父母教育孩子在待人接物時禮貌又機敏,這樣使孩子能夠尊重長輩、感召朋輩、體恤弱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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