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
姜鋒,博士,1962年生于山東,1984年畢業于上海外國語大學德語系。現任上海外國語大學黨委書記、第七屆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副主席。
從中國看世界、從世界看中國
從中國看世界、從世界看中國
中國教育在線總編輯陳志文專訪上海外國語大學黨委書記姜鋒
陳志文
中國教育在線總編輯
專訪
姜鋒
上海外國語大學黨委書記
回首過往,撼動心靈的人生鏡頭
回首過往,撼動心靈的人生鏡頭
陳志文:
回顧過去,假如像回放電影一樣,有哪幾個鏡頭給您的印象最為深刻?
姜 鋒:
第一個印象特別深刻的鏡頭是趕火車上大學。那時我17歲,自己扛著一個大木頭箱子去趕火車,火車上擠滿了人,幾乎沒有站的位置,座位外的過道上甚至廁所門口都站滿了人。經過十二三個小時的顛簸,我終于抵達了上海,下火車后,感覺進入了另一個世界,在暈頭轉向的狀態下到了學校。
第二個印象深刻的鏡頭是大學二年級時,老師上課時說,我們用的《簡明德漢詞典》里,一個例句的介詞搭配錯了。我很驚愕,字典怎么會錯呢?這對我的震撼很大,過去我總覺得字典代表著語言權威,不會出錯,那堂課顛覆了我固有的認知,讓我意識到很多事情都需要思考一下,確認一下。
陳志文:
您為什么選了德語作為專業?
姜 鋒:
實事求是地講,第一個原因是考進上海外國語大學非常難,考入英語系更難;
第二個原因是那時年紀小不懂事,有點小狂妄,覺得中學已經學過英語了,在大學里要學另外一門語言,所以想到了學德語;
第三個原因是德國在當時影響力比較大。我父親書架最前面放著馬克思和恩格斯撰寫的《共產黨宣言》,還有《哥達綱領批判》等,出于好奇,我有時會翻看這些書籍,覺得馬克思是德國人,學德語應該很有意思。
陳志文:
您的專業是德語,在工作中也與德國頗有淵源。您覺得德語或者德國給您帶來了什么?
姜 鋒:
學習德語以及在德國的工作和學習經歷促使我不斷反思和觀察自己、家鄉及中國。我的家鄉百年前曾是德國人傳教的地區,傳教士們留下了很多描繪當時情況的文字,閱讀這些文字也是深化自我認知和實現民族和國家認同的過程。
陳志文:
德語不僅是一種語言,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更強調人的自我反省。比如,我是誰?我從哪里來?
姜 鋒:
您說得透徹。和德國人交流合作很有意思,我的印象是,德國人也非常愿意跟我們交流合作。我的不少德國朋友認為,中國的知識、話語體系和思維邏輯對他們的認知是有補充的,中德之間有很多相近之處。當然,交流合作多了,德國人也會意識到中國的面貌很多元,人類價值標準不單單是歐洲的、德國的,德國學者曾一度主張在不同文明間推進“學習文化”。
另外,德國人很注重獨處的能力,德文叫Einsamkeit,人生要時常與自己對話,類似中國說的“君子慎獨”。但中國的“君子慎獨”更強調的是一種道德觀念,而在德國,獨處是一種生活狀態和生存哲學,這對我影響很大。
陳志文:
能夠讓人靜下心來,就像中國人講的打坐一樣。
姜 鋒:
是的。
陳志文:
您對德國的教育或者說高等教育有怎樣的認識?
姜 鋒:
我的理解是,德文中的“教育”(Bildung)有很強的人文內涵,不僅是技能的獲得,教育的內容與個人、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也密切關聯。這是“洪堡時期”教育理念的突出特點,影響至今。大學要對國家的未來負責,對民族負責,對學生家長負責,更要對個人命運負責,因此要有長遠的計劃;大學的院系、教師、學生能夠承擔責任,獨立自主地辦學、治學、學習是非常核心的一件事。
在德國高等教育中,實踐導向是很重要的,“理論是灰色的,生命之樹常青”,他們往往是先發現問題,再看怎么解決,我稱之為“實踐聯系理論”。我們的高校往往把學科放在第一位,強調“理論聯系實踐”,有時我們會忽略,學科研究也是為了解決問題而不是劃定方法界限。
另外,我很欣賞的一點是,德國大學并不富,教授收入也比不上英美,但德國高校無論是在科研上還是創新上,實力都不弱,整體辦學水平比較高,支撐了德國舉世矚目的創新實力。這給我的啟發是大學水平與資金多寡并無必然關聯,大學還是要有學術使命和社會責任構成的文化和精神。
在德國,教育是全社會的責任,而不是全社會都把責任交給教育。社會、各部門、機構都抱有一種“為大學、為教育做些事”的心態,比如許多企業主動給高校提供實習機會、提供有實踐經驗的指導老師以及其它幫助;博物館專門設有針對學生進行服務的教育部或教學部;電臺有近四分之一的內容涉及教育和科學知識,比如,為了便于孩子理解,把深奧的哲學以兒童小品形式展現出來,為了讓孩子盡早了解天下大事,專門為兒童開設的新聞頻道等。你會感到,社會的各個部門都在試圖為教育做貢獻。教育是學校內外構成的一個大體系,是全社會參與過程,并不僅僅局限在學校里,是“為生活學習,不是為學校學習”。
改革開放40年,一部波瀾壯闊的教育變遷史
改革開放40年一部波瀾壯闊的教育變遷史
陳志文:
您曾就職于教育部多個部門,也曾擔任駐外工作,然后又到了學校,這些豐富的經歷讓您擁有了不同的視角。在教育方面,您覺得改革開放40年來特別重要的成就有哪些?
姜 鋒:
改革開放從中國人民的思想解放開始,演繹了一部波瀾壯闊的教育變遷史。中華民族經歷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國的教育事業與這40年的偉大變革同步開始、同步進展。改革給了我們挑戰,開放給了我們機遇。
改革開放初期,我在教育部高教司工作,見證了高等教育工作者如饑似渴地借鑒學習發達國家的先進知識和經驗,大批量地引進、消化和實踐我們認為是國外先進的教學理念和制度。舉個例子,80年代初,教育部派代表到德國巴伐利亞州學習教育政策和管理,重點是職業教育。代表們在那里連續待了幾個月,考察了解每個環節。他們回來后,教育部就組織大家一起討論如何把德國的教育模式“移植”過來,尤其是職業教育,并且融入中國的價值觀。當時,還邀請德國人到中國的幾個中學來做試點,教育部也曾請德國專家作政策顧問。在教育經費方面,當時也有國外的機構投放了一些發展資金進來。
在實踐過程中,通過兼蓄并收、不斷摸索,中國的教育制度不斷完善。80年代中期,高等教育領域各學科專業的教材編寫組,即現在的教學指導委員會等各類教育研究組織不斷涌現,各個學科的教學制度、教學計劃、教學大綱等應運而生。有一個生動的例子是,高教司曾針對外語學科建設中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的區別召開了專題會議進行深入探討,那時教學質量很受重視。
90年代初,教育立法的高潮時期開啟,教育進入了廣泛立法的階段,接連制定了五六部教育法規。我參與了1996年的《高等教育法》、《職業教育法》等的部分調研過程,為全國人大編譯德國相關教育立法情況的資料。教育立法工作從一開始就是開放的,通過不斷地學習理解和文化轉換形成了中國自己的制度。
陳志文:
然后就是高校的合并。
姜 鋒:
對,高校合并更是波瀾壯闊。在高校合并之前,高教司做過一次統計,每所高校的學生數量平均不到1500人,但是每所高校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整體辦學效益不高。
陳志文:
是,我印象也特別深,那時候高校的各個部門院系分得特別地細。
姜 鋒:
后來高校開始大合并,包括院系合并及功能合并。我覺得院系合并工作做得比較好,從規模上來說,合并了很多大學;但功能合并還需要繼續深化,比方說后勤的社會化。后勤其實很拖累高校,歐美多數高校不管后勤,而是集中精力辦學,德國大學就是我們學習借鑒的榜樣。原來計劃在北京中關村為附近各個高校建立學生宿舍、食堂、體育場所等公共設施,那樣就不需要各高校再單獨建設了。那時,教育部條件裝備司負責這項工作,我參與了收集整理和組織考察德國經驗的工作,所以印象很深。
陳志文:
對,也是由于當時特殊的國際環境和實際的安全問題,高校功能合并最后沒有進行下去。
姜 鋒:
非常可惜。我覺得即便是到現在,這也是高等教育發展中應該解決的問題,否則會影響學校的發展。高校部分功能的社會化和現代化建設是有必然聯系的;如果各大學都自成體系,這與中國實現現代化的目標是不一致的,現代化的程度與社會化大分工的程度密切相關,各個大學五臟俱全就意味著“社會孤島”林立,難以形成社會有效分工及社會資源有效分配。
陳志文:
您說的很對。如果不能實現功能整合,就會限制大學的效益。
姜 鋒:
是的,也會限制大學理念的實現。現在,很多課題需要多個學科、多所大學進行協同。而學科固化、圈子固化使得學科、大學之間的協同變得非常艱難,這就限制了適應現實變化需求的新知識、新學科的產生。當前,中國高等教育要走內涵式的發展道路,要提高教育質量,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希望能引起國家和教育部門的高度重視。
但無論如何,中國高等教育這40年的發展,很多領域都是白手起家,真正體現了“波瀾壯闊”。
高等教育的國際化,中國教育改革的膽量和魄力
高等教育的國際化中國教育改革的膽量和魄力
陳志文:
在高等教育40年的發展中,國際化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您對高等教育國際化有哪些印象?
姜 鋒:
中國高等教育的國際化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體現了改革的膽量和魄力。我對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第一個印象是上世紀80年代國家逐步開放了自費留學,以前留學是國家行為。1984年12月,國務院頒布了《關于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我也參與了相應的政策制訂,雖然當時阻力非常大,但是我們的步子還是很大。
第二個印象是逐步取消了教育部對部屬高校教授、副教授出國的行政審批。我覺得這體現了黨和政府對高校的充分信任,在高校國際化的進程中建立起了黨和國家、政府和高校之間的相互信任關系。
第三個印象是上世紀90年代我們邀請國外的機構、專家一起來參與中國高校的評估。這是個非常大膽的決定,我們非常坦誠地敞開了中國高校的大門。
陳志文:
高等教育國際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來華留學,對此您怎么看?
姜 鋒:
是的。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我們主要是單向派遣留學生。1996年,清華大學和德國亞琛工業大學建立交流合作關系,開設了汽車制造和機械制造兩個雙學位專業,雙方學生互換交流。大家都知道,德國的工程師教育非常優秀,當時教育部的領導提出要把德國工程師教育的課程引進來。
當時我是這個項目中教育部工作小組的參與者,經常要到清華大學調研,原本以為清華大學作為一所高水平的高校,這對它應該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然而,在項目進行中才發現困難很多。比如,當時清華大學的幾位教授告訴我,開出一個用英語上課的專業是做不到的。我說,不是有這么多人懂英語嗎?教授們說,開兩三小時的講座是可以的,但是無法開出兩三年全英文授課的專業課程體系。但是,德國亞琛工業大學已經有了用英文開設的專業課程。第一屆,清華大學派出了30名學生去德國亞琛工業大學,而德國亞琛工業大學只有3名學生來到了清華大學。那時候我就知道了這件事有多重要,建設有國際水平的課程體系有多么困難。當然,現在的情況有了根本改變。
陳志文:
到現在,這也是來華留學最大的問題。理論上,來華留學的學生目前已經接近50萬。但我們的大多數高校還開不出用英語授課的專業課程。
姜 鋒:
是的。我到上外就任前也認為用英文開課應該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但是來了之后才發現,用英文開設一門或幾門課程是可以的,但是開一個系統的專業項目還是有難度。所以,這兩年上外也在積極推進這項工作,現在我們已經能開出多個面向全球招生的全英文碩士項目。
陳志文:
來華留學其實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姜 鋒:
我國大學在國際上的吸引度和課程供給方面還是比較薄弱的,但我們很重視。在清華大學和德國亞琛工業大學的合作上,教育部在資金和資源等方面給予了大力扶持,專門設立了獎學金。當時清華大學負責學生事務和教學的王大中校長和梁文龍副校長都曾親自過問了與德國亞琛工業大學的合作以及學生交流問題。我記得當時還專門拉了一根網線,把中國教育和科研計算機網CERNET和德國學術研究網DFN 直接連接起來,這是國內學術網和國外學術網成功建立的第一條直接連接。項目舉辦兩三屆以后,德國學生來清華的人數慢慢多了起來。
陳志文:
您曾提到對現在來華留學生不太熟悉“中國當代政治、文化領袖”的隱憂。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擔憂?
姜 鋒:
近年來,上外來華留學人次多年穩居國內院校前列;留學生結構不斷優化,學歷留學生比例逐年上升。我剛到上外時,常常問留學生的一個問題:“你最熟悉的中國人是誰?”學生們提到最多的是孔子、孫子、老子這些中國的古人,還有演員,但對中國當代政治、文化、國家領導人不太熟悉。
陳志文:
您認為,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現象?面對這一現象,高等院校可以在哪些方面做出努力?
姜 鋒:
我認為,出現這一現象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話語供給不足,中國故事還沒有被充分地講述。我覺得現在中國在世界上的話語權力很大,世界想聽中國故事,但是我們的話語供給不足。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幾乎所有政府部門的網站都有英文網頁,但是差不多有一半的英文網頁多年不變,不更新,有互動功能的更不足3%,猶如僵尸網頁。只有極個別的政府網站開通了多語種網頁。所以,上外正在努力為政府部門做一些英文網頁和多語種網頁,這項工作的工作量很大、責任也很大,但是我覺得非常值得去做。
作為外語院校,服務中外人文交流,講述中國故事,分享中國智慧與方案,這是我們天然的責任。
陳志文:
這是最基本的中國聲音。
姜 鋒:
是的,不然世界了解中國故事的途徑就會受到限制。中國人要主動講述中國的故事,主動建構中國的敘事,否則外國人特定視角下的中國敘事容易使國際輿論一邊倒,對中國的國際形象極為不利。
第二,外國留學生真正的文化融入不夠。因為融入不夠,導致了外國留學生的文化、心理或生活仍然在中國之外。我們高校要在體系內開放,課程應該面向全部學生開放,學生不應再分成國際學生或中國學生。中國高等教育對外開放的成績很大,但是內部開放還不夠。
近年來,上外加強了“國際學術共同體”建設,把國際學生和教師納入了學校整體教學科研工作,通盤考慮,系統推進,全面提升學校國際化水平。在已有漢語教育為主的課程基礎上,根據多學科國際化戰略布局,先后開設了適合國際學生選學的英語授課的“中國學”、“國際關系”、“跨文化交際”、“全球新聞與傳播”和“高級翻譯”等碩士課程,將提升來華留學質量與學校國際化人才培養戰略密切結合、相得益彰。
其次,在科研方面,配合學校國別區域研究戰略,鼓勵有能力的國際學生直接參與到與其相關的國別、區域研究活動中去,使其成為學校科研的生力軍,拓寬了研究的信源和視野。
再次,在人文交流和社會實踐方面,學校開設了多語種網站,鼓勵國際學生把他們對中國文化和社會生活的感知記錄下來并發表,不僅加強了其對學校的身份認同,還提升了他們學習和研究的成就感,由他們講述的中國故事就有了自身真實的體驗與情感。由此,中外人心相通在日常學習與生活的點滴之中積累。
立足中國大地,上外人要去看世界風云
立足中國大地上外人要去看世界風云
陳志文:
1949年,上海外國語大學的創建是為了服務于國家需要。在新的歷史時代,您是怎么理解上外使命的?
姜 鋒:
作為新中國成立后由國家創辦的第一所高等外語學府,上外是中國高等教育的“國家隊”,一方面我們必須勇擔國家責任和民族使命;另一方面,我們要立足上海作為全國改革開放排頭兵、創新發展先行者這一區位優勢,服務社會進步。
中國正在為全球治理提供更多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由于文明多樣性的存在,文明交流、文明互鑒、文明共存亟需全球知識的供給,新時代中國外語高等教育大有可為、必須有為。
總結創校近70年的歷史經驗、適應新時期中國對外開放新要求,上外把辦學使命凝練為“服務國家發展、服務人的全面成長、服務社會進步、服務中外人文交流”,這是上外的立校之基。
陳志文:
未來,您對上海外國語大學未來發展的愿景和目標是什么?
姜 鋒:
一方面,上外人要觀察世界風云,要構建中國視角的國別區域全球知識,這是我們的理想和夢想。
陳志文:
立足中國大地,看世界風云。
姜 鋒:
對。我們觀察世界的同時,世界也在看我們。所以,另一方面,上外人也要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貢獻中國視角的全球知識和智慧。
從這兩個方面,我們期待著上外能夠為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系統的“國別區域全球知識”體系做出上外人的貢獻。根據國家戰略發展新要求、落實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新部署,建成“國別區域全球知識領域特色鮮明的世界一流外國語大學”,這是我們的奮斗目標。
陳志文:
具體的時間進度和規劃是怎樣的?
姜 鋒:
要進行結構性改革。在制度方面,我們已經成立了海外調研基金、田野調查基金進行支持。今年起,我們計劃逐步完成中亞和歐洲地區各國家的概況。。
我們希望上外的學者,不僅僅是翻譯、研究西方文獻和檔案。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我們要立足中國現實借鑒西方優秀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要用上外學者的方法、視角來體驗、檢驗、觀察和探索世界,貢獻出我們的知識。
陳志文:
2018年,上外的斯瓦希里語、烏茲別克語、捷克語專業首批新生入學。對于戰略語言專業的開設,上外是如何進行判斷的?
姜 鋒:
上外著力推進戰略語言建設,為國家和地方發展提供最急需的關鍵人才儲備,現已開班授課的語言數量達40種。不管一門語言是不是官方第一語言,只要在中國國家戰略層面或者在世界局勢、人類發展角度有著重要地位,就很有必要針對性地開設這一語言的專業,進而以構建全球知識為方向開展相關區域的研究。
陳志文:
在戰略語言專業建設中,您認為最大的困難是什么?
姜 鋒:
最困難的往往是師資,有些語言專業在全國普遍缺乏相應的人才。上外現在是三條腿走路:
第一,國內有的師資,配置好相應條件,盡快請過來;
第二,扶持和激勵其他相近語種的老師掌握新的語種;
第三,與國外大學合作,通過引進外國專家,并輔以來華留學生,開設新語種。
近年來,上外為打造“戰略語言人才特區”推出了加強人才引進和人才培育的系列舉措,赴北京等地召開非通用語種人才招聘及宣講會,發布戰略語言人才招聘啟事,招聘希伯來語、豪薩語、斯瓦西里語等12種語言專業教師。未來還將繼續引進海內外高層次人才和培育用好現有人才,構筑“一流師資”人才高地。
陳志文:
一般來說,外界往往認為上海外國語大學只是一所外語學校,但從你們角度來講,顯然不是。
姜 鋒:
對上外來說,“詮釋世界、成就未來”是我們的辦學理念。語言不僅僅是一種交際工具,更是知識工具,是價值載體。“會語言,通國家,精領域”既是我們在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中的鮮明特色,也是我們追求的卓越品質。對于上外人來講,語言是我們生活的狀態,我們用語言去獲取新知、創造新知。
陳志文:
上海外國語大學已逐步建成了眼動、腦電技術等實驗場館,上外做這些事情的初衷是什么?
姜 鋒:
有人拿語言來研究上帝的存在,而我們要通過語言來研究人是怎么觀察、描述和分析自然及社會的。人工智能時代,外語教育正面臨著更多挑戰,高等教育的發展必須與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趨勢緊密結合,找準方向,抓住機遇,做好規劃,主動作為。這方面,我們正在布局,已經有了初步的成效。
陳志文:
語言的背后其實是人的思維方式。
姜 鋒:
我們對外國語言文學學科的理解不僅包括文學、語言學、翻譯學、比較文學與跨文化、國別區域研究五大方向;同時,在各細分方向上也給出了不同的定義。比如,我們對語言學的理解不局限于傳統的語言教學,認為它也是語言科學與技術。再比如,我們把文學與“一帶一路”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相關聯,從文學的視角來看國家的“一帶一路”提倡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因為文學是民族精神狀態最集中的表現和記錄。語言學、文學等最終都能夠服務于國別區域全球知識的生產。如前所述,學科應該是為傳承和構建知識存在的,而不是相反。
再比如,人工智能的核心要素之一是語言智能。語言與智能技術的結合已經超出了傳統語言學的概念或者拓寬了語言學的定義。目前,上海外國語大學正積極推進學科發展與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的融合,加強翻譯學科、語言學科、管理學科等與人工智能、腦科學、認知科學等的產學研深度結合,推進前沿研究和融合應用,探索專業建設、人才培養與人工智能技術的有機結合。新的發展挑戰著我們的學科觀念,轉變需要堅定的耐心和規劃,需要扎實的工作。
有人認為學外語沒有用了,但我們覺得,這恰恰是語言學習發揮創新才能的機會來了。
陳志文:
衡量社會科學發展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為社會進步、國家發展、政策決策提供了怎樣的支撐。
姜 鋒:
大學一定要有項目和成果的體現,這既包括承擔重大課題或者發表論文,也包括為國家的決策提供服務或是為企業的發展提供支撐。
在服務國家方面,上外在“資政、咨商、啟民、育人”等方面都做出了積極的貢獻。目前,上外的“人工智能與數據科學應用實驗室”與“腦與認知科學應用校重點實驗室”都得到了教育部、上海市等的大力支持,主持了國家、上海市等多個重點項目。上外與科大訊飛合作成立的智能口筆譯研究聯合實驗室,一年多來持續探索“人機耦合”方式,讓機器作為助手,幫助人來學習、完成口譯任務,更由此開發了一款輔助口譯員的工具。經過多次試驗和改進,不斷打磨,在最終的實驗結果中,以專有名詞為主的口譯信息完整度從88%提升到了97%,并且據調查顯示,口譯員由于有了參考信息,工作壓力下降了20%。目前,雙方正在進一步探索如何將這一成果推向應用落地。
陳志文:
您覺得上外最大的不足是什么,優勢又是什么?
姜 鋒:
對于上海外國語大學來說,我們最大的優勢就是辦學定位比較清晰,大家對工作方向高度認同,學校資源配置不斷優化集中,大家攜手逐夢而行。但最大的不足,就是跨學科的交流和融合比較欠缺,應該打通學科之間的障礙,使各個學科能夠協同創造新知識,不讓學科的邊緣成為限制我們觀察事物,創造新知的邊界。
陳志文:
到現在為止,您多次強調了學科融合的問題。上外在這方面做了些什么?
姜 鋒:
我們在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比如,開設了歐亞文明研究特色研究生班。在開設這一項目時,我們首先堅持了問題導向,因為我們比較缺乏有關歐亞地區的人文地理政治經濟各個方面的知識,所以就瞄準了這一方向去做。該項目由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和俄羅斯東歐中亞學院共同舉辦,這也意味著外國語言文學和政治學兩大學科參與其中。而參與這個項目的人員也擁有著不同的學科背景,師資來自國內外各個高校,包括歐亞地區和國家的高校。我們希望,這個項目在未來能夠產生新的知識。
另外,我們也進行了機制上的改革,使之能配合學科上的融合,如獎勵制度、人事制度等。原來是各個部門、學院單獨申報獎勵,現在允許多個部門、學院一起申報。人事制度的改革比較艱難,但是一定要推進。其實,在國外高校,一位教授在多個學院任職是常規現象,但對中國高校來說這還是很有挑戰的。
我們嘗試在上外打破一些固有的東西,也希望能為中國高等教育的改革做一點貢獻。
陳志文:
現在各高校紛紛出招搶人才,您覺得上外怎樣去吸引人才,怎樣留住人才?
姜 鋒:
工資待遇等物質條件各高校都差不多,上外至少不會比其它大學差。我覺得最關鍵的是要讓人才能夠擁有工作的激情。這種激情的根基就在于老師和學校有共同的理念,如研究國際問題、創造新知識的志向,教學和科研與多語種優勢有機結合的能力等等,這樣的人才在上外才有用武之地。他們想從事教學、科研或是到海外做調查都可以,上外都會支持。
陳志文:
給人才提供做事的平臺和空間。
姜 鋒:
是的。上外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核心并不僅僅是給多少錢或者多少帽子。當然,這些方面上外也不會差。但如果人才僅僅是為了這些來上外,我會比較擔心。
陳志文:
您曾就職于教育部高教司、國際司,也曾擔任過駐德教育公參,現在是上海外國語大學黨委書記,經歷非常豐富。這些經歷對您做學校的黨委書記,管理一所學校有什么好處?
姜 鋒:
對我的幫助很大,讓我擁有了廣闊的視野,能夠立足國內外、校內外視角看待問題、分析工作,始終懷有國家的責任和民族的使命,服務國家、服務社會、服務學生的全面發展、服務中外人文交流根植于心。我也讓同事們經常提醒我,當書記一定要琢磨學校在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以后會是什么樣的狀態,并做出相應的構思和準備。
用心觀世界,高等教育路在何方?
用心觀世界,高等教育路在何方?
陳志文:
對中國高等教育的未來發展,您有些什么樣的建議?
姜 鋒:
我覺得高等教育對外開放的程度已經非常高了。在下一步的發展中,體系內的開放非常重要。
第一,從機構上來講,各類大學之間的通道應該打通,不應該按照層次來區分大學。現在我很擔憂的看到,高校被分成三六九等,身份固化,身份管理正在成為資源配置的基礎。然而,隨著老齡化問題的出現,人口壓力將會越來越大,越來越需要高水平的智力開發,需要“不拘一格降人才”,中國必然要成為一個智力大國。所以,從機構或體系上來講,高等教育應該是平等的結構,而不應該像一座金字塔。我很擔心大學的身份固化導致社會上的“文憑主義”,限制了人在社會上的上升通道,長期下去導致社會活力受阻。
第二,目前我國高校學科和專業的劃分相對固化,在學科領域內自成體系,體系內外缺乏互動和協同,不利于新知識的產生。知識,原本是一個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而在學科固化的情況下,人們往往會更關注體系內的問題,而難以發現社會中其它的問題。我們很少注意到,學科治理的挑戰可能越來越嚴峻。
陳志文:
當前社會發展的現實,也是迅速地交叉和融合。
姜 鋒:
世界上的主流趨勢確實是這樣的,但我們還未達到應有的程度。我覺得,在人文社科領域,這一問題尤為嚴峻。我們現在面臨著一個事實,人文社會科學中的大多數術語和概念體系是基于西方學者對西方社會的觀察分析而總結出來的。
由于中國與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社會制度、政治制度,套用西方的理論體系來分析中國的現狀,就不那么適應,這是結構問題。
陳志文:
我們還沒有建立起基于中國社會的人文社會科學理論體系,還在大量套用西方的理論范式。
姜 鋒:
對,不只是在理論層面,知識層面也如此。上海外國語大學要建成“國別區域全球知識領域特色鮮明的世界一流外國語大學”,其中特別提出了“國別區域全球知識”。目前,中國作者寫的關于國別概況的書不多,絕大部分是引進的,要么是哈佛的,要么是牛津劍橋的。
以歐洲史為例,西方學者們用歷史構建了自己的文化認同,很多知識都是經過過濾和鋪墊的,引導著讀者的視角。比如,我們一說到歐洲文明往往會與基督教文明等同起來,實際上,基督教文明在歐洲占據統治地位是歐洲文明產生很久以后的事情了。但中國的很多學者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陳志文:
對高等教育未來的改革開放,您有怎樣的理解?
姜 鋒:
我們身處于這樣一個歷史時代,國家要進一步的發展就必須改革開放再出發,高等教育同樣如此。
在過去,改革開放已經積累了很多寶貴的成果,而這很容易讓我們滿足、舉步不前,對于新的挑戰容易產生一種畏懼心態。目前這個階段既是成果積累的階段,也是對未來發展的攻堅階段,挑戰很大,甚至可以說很危險。
但我覺得,這是歷史給我們這代人的使命和擔當,也是民族和國家發展的一個歷史機遇。在目前的國際大環境下,容不得我們很庸俗地去享受,否則不進則退!所以,我們不光要改革,還要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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